法治政府建设,黄浦区当依法行政成为

作者: 世界历史  发布:2019-12-04

东拼西凑,他在五华区黑林铺买了套二手房。可到派出所给孩子落户时,张斌才发现,上家户口没迁走,买了房也落不成户!

去年5月,市政府颁布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指导意见,继而各区县都据此聘任新一届法律顾问。事实上,有资格成为法律顾问的,一定是兼具深厚法学专业理论功底和丰富法律实践经验,可以在重大决策与重大法律事务中,为政府提供风险分析与评估;为热点、难点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告状难”“见官难”“审理难”是长期困扰行政诉讼的三大难题。今年10月29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全国、省人大代表视察抚州市两级法院工作,对该市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工作“刮目相看”——百姓诉请赢得了回应,法院办案赢得了公信,政府执法赢得了民心。 改革围着便民转 “我不知道怎么写状子,这官司还要在临川法院打呀?” “不用您去临川送材料,您还可以申请他们来这边巡回审理案件。” 10月21日上午8时许,天空晴朗,南丰县琴城镇的陈大爷拿着林权证书来到了当地法院。当听说案子由外地法院管辖时,老人心里顿时发怵。 诉讼服务中心法官小陈耐心解释后,指导老人书写了诉状,整理了证据材料。 按惯例,陈大爷的这些材料三天之内就会由专人送到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费用也不用老人掏。 在当地法院递诉状,不出远门就可以打官司,这在抚州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也是抚州两级法院在试点工作中着力打造“四化”便民的一个缩影。 早在酝酿试点方案时,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注意到,实行本地案件异地审后,当事人到管辖法院路程变远,可能为其带来诉讼上的不便。于是,抚州中院提出了起诉途径多样化、开庭场所便民化、诉讼负担减轻化、诉讼程序简易化的便民“四化”要求,并配套出台了3个便民文件、38项举措,覆盖案件受理、送达、开庭、宣判、执行等各个诉讼阶段。 “改革能给群众带来多少‘红利’,不仅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尺。”抚州中院院长柯军向笔者表示。抚州地处江西中部,交通并不发达,在启动试点工作时,就把打通方便群众诉讼的“最后一公里”作为第一要求。 自2013年5月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抚州试点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845件,其中752件的起诉状通过当地法院移交、邮递和电子投递的方式递交,占89%;515件进行巡回审理,占61%,为群众节省诉讼开支21万余元。 “胳膊”拧得过“大腿” 过去,一些行政诉讼案件诉状刚到法院,政府部门“打招呼”的电话就已经到了。审理时,有的法院迫于压力,进行庭外协调。行政诉讼被一些群众打上“官官相护”的烙印,比喻为“胳膊拧不过大腿”。 抚州中院2013年4月下发的试点方案,不仅进一步全面细化了相对集中管辖规定,更实现了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彻底分离——本地案件异地审。2014年10月16日,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抚州将临川区和南城县两家法院确定为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法院。 公正审理的关键是司法不受外来干扰,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法院和法官在审理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时常顾虑重重。将审判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分离后,审理行政案件的法院很大程度上不再瞻前顾后。 抚州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以来,成效明显:案件数量与类型迅速增加,2013年5月至2015年10月,收案845件,环比上升28.1%;案件类型由2013年的22种增长到今年的36种。其中,抚州法院判决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的案件有127件,占结案总数的32.8%,试点工作开始前,这个数据只有10.9%。更可喜的是,当事人服判息诉明显上升,2012年申诉案件16件,2015年至今只有4件。 “试点工作启动后,不仅案件数量激增,涉及民政给付、社会医保给付、行政协议等新型案件也陆续出现。”抚州中院行政庭庭长上官笑东介绍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群众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信赖。” “告官见官”成常态 10月10日上午,一起土地行政管理案件在临川区法院开庭。当听到书记员询问被告是否到庭时,广昌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揭友勇立即作了回应。 在临川区法院打行政官司,行政机关有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据统计,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院共办理行政案件330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78件,占81%。今年5月1日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了100%。 “这是向原告和社会宣示对法律的尊重,也表达了我们不回避矛盾,坚持依法行政的决心。”抚州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黄志武这样解读。 今年10月,经过抚州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当地市委、市政府两办联合下发了《抚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试点工作开展后,给南城县法院法官邓玲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当地行政机关主动邀请她和行政庭法官上门送法的电话明显多了。过去,这些电话常常是为关心案件而来。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试点法院与辖区政府间交流互动渐渐活跃起来。据统计,2013年5月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举办行政法律法规知识讲座、座谈会19场次,开展法律咨询56场次,参加听课或旁听庭审的行政执法人员1200余人次。

“并非人人都能得优秀,参加同一委托事项的法律顾问可能得到不同的评价,主要还是看法律建议的质量。”山东省法制办工作人员介绍,建议提得好,很多部门职能处室负责人甚至“一把手”都会主动再去请教法律顾问。

对不少行政官员而言,行政庭庭审,只是听说过从未亲历过。2011年12月16日,依照旁听规则,黄浦区50多位行政官员依次领取旁听证,走进法庭坐在旁听席上,他们中不少人也都是第一次旁听庭审看看行政诉讼案件到底怎么审理,想想自己是否做到了依法行政;而从2012年元月起,全区所有行政机关遇到的第一例行政诉讼,都要由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民告官”能见官

这些都表明,伴随社会发展和变革,人们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权利意识觉醒,维权也更加活跃。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不止是政府对公众承诺,更是公众对政府的期许;有期许,就会有监督;有监督,就会有监督权的行使。因此,民告官对依法行政形成了倒逼机制,行政执法者敬畏法律,不仅体现在行政首长出庭率上,更落实在日常行政执法对法律的严格遵守。

最初,为了解决法律顾问来源单一、覆盖面不足的问题,山东省政府组建了拥有102人的“山东省法律专家库”,这些专家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各个法律领域,实现了法律人才的点面结合,体现了智库的特点。政府需要时,根据业务专长,请他们提供有偿服务。

依法行政,能力够不够强,智慧够不够用?新年里,黄浦区还要尝试全面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同时,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创新政务公开方式,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网络平台,方便申请人申请和获取政府信息。

人过中年,张斌似乎越来越没了脾气。

2005-2008年上半年,全市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6294件,行政机关败诉率为8.9%,败诉的主要原因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占到58%,而因不履行法定职责败诉的则为13%。2008-2012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9976件,审结9887件,同比分别上升7.3%和5.9%。行政机关败诉率为6.1%,败诉主因与过去相仿,还有29.9%的行政案件经法院协调,原告与行政机关达成和解后撤诉。

“没时间提意见不行,提不出真意见也不行。”张巧良说,政府法律顾问是荣誉,更是责任。

的确,术业有专攻,法律顾问们要做的,都是技术活儿。他们要坚持作为第三方的独立立场,以专业知识与经验提供独立、优质的法律服务,保障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让各项决策既合法合规,又体现群众意愿实现这些目标,不但考验法律顾问的专业水准,更考验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智慧。

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张巧良,不久前又在山东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行使了“否决权”。

先说说,民告官。实施25年来,行政诉讼法一直是代表中国民主法治发展进程的招牌法。其实,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值得关注的不止是行政首长出庭率。

“官官相护!”“你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前些年,黄国平没少挨过骂。作为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他对“民告官”案件再熟悉不过。

如此一来,依法行政,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不少法律顾问体会到,当顾问可不是“打酱油”,更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应付;仔细算算,至少耗去1/3的精力,熬夜、出差那都不算事。

2011年12月16日,黄浦区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工伤认定引出的行政诉讼案,撤二建一后的黄浦区50多位行政官员旁听依法行政,区政府如此大规模集体旁听民告官,这在沪上是第一例。

除了被服务单位的反馈,山东省法制办还为每位法律顾问建立服务台账和工作档案,留下他们提交的法律建议等,实现法律顾问履职过程全程留痕。干得好不好,这些都是参照和考核的依据,有加分项也有减分项。

可见,最近10年全市行政诉讼案件呈现的一种趋势是:案件数量和行政首长出庭率同时上升,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行政机关败诉的主要原因,不作为则在其次。

“如果不解决,别怪购房者发狠。”张巧良的手机上,至今还保存着他与一名维权代表互动的100多条微信。倾囊而出,买的却是烂尾楼盘,这让三联彩石山庄的2000多户业主愤懑不已。他们选出代表,几乎每周上访。长期看不到解决方案,业主情绪愈来愈激烈。

全市行政案件中涉诉权利类型除了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外,还包括受教育权、信息公开知情权、劳动保障权等。其中,市高院统计显示:劳动和社会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增幅明显2010年全市法院受理这两类案件分别为183和280件;2014年1-11月这组数据升至215和369件。

2015年3月,因为工作调动,张斌一家从黑龙江大庆迁至云南昆明。按照张斌的计划:买房、落户、挑个好学校,让孩子接受好教育。

在申城,从行政官员旁听行政诉讼,到政府聘任法律顾问,都不算新鲜事;但观察成为新常态的依法行政,却不难感知时代对法治政府提出的种种新要求,以及法治政府为适应新常态而对自身行政方式做出种种规范。

行政案件异地审理,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行政机关败诉率等指标被纳入考核——在江西抚州,“民告官”能见官,审判一宗,规范一片。

其实,社会进步,公民权利意识觉醒,都对依法行政形成了倒逼机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透视行政机关的败诉缘由,无疑有助于改进行政方式,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那会儿正好下了夜班补觉,一听是派出所的电话,我第一反应是骗子,派出所办户籍的咋会主动给我这办证人打电话?”不过听对方讲得专业,张斌立马没了睡意。挂断电话赶紧告知妻子,“下周咱给孩子落户去!”

与此同时,2008-2012年市、区两级行政领导出庭应诉741人次。其中,2010年全市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144件由行政领导出庭应诉,同比上升26.3%。

起初,山东省政府聘任法律顾问,坊间疑虑不少。甭说别人,就连受聘者心里都没底。常言道,忠言逆耳。说好话,谁都爱听;泼冷水、唱反调,谁耐受?

那么,在日常行政中,政府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一个重要办法是:请法律顾问来把关。

“接到通知时我正处理着别的案子,立即停下手头工作,逐字逐句查看重大决策事项的方案,一点一点抠法律风险点。”张巧良和他的律师团队忙活了一夜,整理出十几个法律风险点,并列出参考的具体法条,还给出了4条整改意见。

1月4日下午,黄浦区政府聘任政府法律顾问,20位法学专业人士、资深律师因此受聘。

如今在山东,法律顾问参与信访已非稀奇事。

转变背后,是日益清晰的权力清单。昆明市公安局人口支队副支队长赖焰说,除了需要从严把关的少数事项仍然需要市局审批,目前昆明大多数户籍权限下放到区县,绝大多数业务在派出所户籍窗口就能当场办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云南梳理政府权力清单,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昆明市主城区及其他县城镇地区落户政策放宽,社保缴纳年限限制取消,缴纳社保的区域扩展到整个昆明市。也就是说,张斌在安宁市缴社保,也能落户。

“你是谁,你说的算吗?”在济南市政府信访大厅,一位上访者质问接访的市领导,“今天补钱就走,不补就在这待着喽!”济南市政府法律顾问、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主任陈静就在旁边,为市领导提供法律支援。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几乎没有当‘哑巴’不发言的。行政审判需要这样主动发声,按照法律规定拿证据说话。”上官笑东表示,参与到行政案件庭审各环节,能够有效增强“一把手”依法行政意识。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山东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推动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不断完善,则是山东着力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山东1669名政府法律顾问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一盆盆“冷水”泼向存有违法行政风险的“小火苗”。

朝着问题去,牵住牛鼻子,挺进深水区,法治政府建设正在换挡提速。

孩子顺利落户,让张斌觉得像做梦一样,“折腾了两年不行,新政策一出台就落了户。”

为推动事件解决,山东省政府引入法律顾问。张巧良多次接待上访者,全程参与事件处理。

一张权力清单,厘清政府权责,什么该干、什么不能干,一目了然——在云南昆明,以清单管理推动放权减权、规范用权,刀刃向内、服务向好。

在法庭上,上诉方抚州市医保局局长孔咏春按照流程,根据社保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林勇吉死亡后不具有参保资格,用人单位不应在林勇吉死亡后隐瞒情况再来参保……”

自从成为省政府法律顾问,张巧良从防范法律风险的角度,没少对重大决策事项、建设项目规划提出否定性意见。负责起草这些决策和规划的部门负责人,戏称张巧良为“泼冷水顾问”。张巧良倒也乐享此名,还跟不少部门工作人员成了朋友。

如今,山东省政府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重大项目投资中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制度、律师参与政府法律风险评估制度、律师参与政府处理重大涉法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制度等系列制度,让法律顾问能够深度介入政府重大决策、立法等工作。

权责清了,效率高了。来自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10个月已办结户籍审批事项6439件,超出2016年全年办结量2000多件。

抚州市政府法制办主任陈振华介绍,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行政机关败诉率等指标被纳入法治政府考核,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如果出庭应诉都找理由不去,谈依法行政就是假把式。”

陈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临川区法院审理认为,认定赔偿损失的依据是一份无鉴定机构盖章的鉴定结论书,不能作为该案瓷土损失计算的合法依据,涉及赔偿损失和处罚金额的部分事实证据不足。最终,参与执法的多个职能部门全部败诉。

告官咋见官?考核追责,是抚州祭出的“利器”。根据行政诉讼法,抚州市委、市政府出台《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规定》,明确要求不能出庭的要在开庭前向法院书面说明理由,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的,法院可以向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提出司法建议,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改变,源自抚州2013年5月起实行的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改革——将全市一审行政案件划归临川区法院和南城县法院管辖。靠证据说话,回归案件审判的本源,以往常见的行政干预、打招呼、插手案件等痼疾渐趋消解。

在座的省政府领导并非姑妄听之,而是都站到了张巧良一边。

江西抚州异地审理化解痼疾

“动态管理,不尽职就退出”

这是一组反差巨大的数字:改革前,行政负责人出庭率不足20%;如今,行政负责人出庭率72%。

2017年4月14日晚,当事人陈某偷采盗挖瓷土矿时,被金溪县多部门联合执法人员截获。金溪县国土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陈某停止非法盗采瓷土矿行为、回填瓷土,赔偿损失并处罚金共计3万元。

张巧良和其他法律顾问研究发现,开发商三联集团涉案土地等可供执行的财产层层抵押,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是银行等抵押权人,而非购房群众。受偿权优先问题,成为破解这个烫手山芋的最大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启动司法程序,购房群众也可能“颗粒无收”。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各地着力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法治政府建设“进行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抚州市中院调研发现,此类情况普遍存在,遂向抚州市国土局发出司法建议:加大对一线执法人员培训,增强证据收集意识,提高理解、运用法律法规的能力和水平。抚州市国土局提出了5类整改措施,并书面函告抚州市中院。

为了更好地让法律顾问发挥作用,谈透问题,化解风险,山东省制定出台《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细则》。

山东省法制办工作人员表示:“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有了法律顾问和专家库,可以让政府立法更科学更专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法治政府”,在云南省委编办审改处处长李志康看来,这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题中应有之义,关键一招就是所有权力进清单,将政府部门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划定政府行为底线。“这既是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约束,也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公示。”

刚从省领导手里接过聘书时,张巧良有些担心:法律顾问会不会只是在政府制定规章时才能提供意见?一些直接产生行政决策的会议,政府会不会不让法律顾问参加?如不能深度参与政府决策,会不会成为花瓶或摆设?

“十九大后,政府找法律顾问的频率更高了。”刚熬了通宵,张巧良又有了新任务。2017年12月中旬,省政府督导调研各地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十条措施”的情况,一位省领导点名请张巧良随行。

有了法律顾问,如何规范其履职?

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村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维护自身权益,山东省正在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2017年11月底,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选派20名专业律师与济阳县100个村庄签订协议,成为这些村庄的法律顾问。

“在信访领域引入法律顾问,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有助于扭转‘信访不信法’。”陈静认为,曾经很长一段时期,民事纠纷动不动就找政府,党政机关“花钱买平安”,结果让一些群众形成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惯性依赖。“引入律师作为第三方参与接访,有利于引导理性表达,为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提供法律指引。”

钟岭中学每年3月份申报医疗、工伤等缴费事项,经医保局在当月审核后完成缴费。2016年2月24日,林勇吉因交通事故死亡,后被抚州市人社局认定为工亡。抚州市医保局认为,当时钟岭中学尚未完成年度参保缴费,所以工亡待遇不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而应由其工作单位支付。

“除了为村两委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之外,我们还要负责为村民解决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援助。”陈静介绍,“我们每年免费为弱势群众打400多场官司,还投资600多万元创办了互联网+法律援助平台‘法援在线’,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莫建萍也是当妈的人,得知新规出台,马上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工作内网汇报张斌家情况,上级答复“符合新政、能办”;二是通过张斌办居住证时留的信息通知他。

“审判一宗,规范一片”,通过构建“司法建议—反馈—回访”的司法行政良性互动模式,抚州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2017年以来,抚州各级法院就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发出司法建议25份,全部得到落实改进。

“以前去政府办事,就像进了上世纪的国营商店,别说服务,不挨几句呲儿就算不错了;现在啊,有人引导还有热水喝。”跟记者聊天时,张斌把吐槽换成了点赞。

“现在很少听到‘官官相护’的抱怨。”黄国平说。

法院审理认为,林勇吉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钟岭中学2016年3月为其补缴工伤保险费符合有关规定,最终驳回抚州市医保局上诉,维持原判由医保局履行给付待遇。

2016年初,上家终于把户口迁走。张斌心想:赶紧落户,孩子一年级入学还来得及。谁知去派出所一问,张斌社保缴在昆明下辖的安宁市,不算主城区,所以不能在主城区落户。

“根据考核来看,有的人不太重视,参与事务的积极程度不够,通知参加会议还屡屡推托,提供的法律服务质量体现不出应有的专业水准。”山东省法制办工作人员说,这样得分自然就不高,“法律顾问动态管理,不尽职就退出。”

2017年12月8日18时许,山东省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紧急告知张巧良,9日上午省政府开会研究一个重大决策事项,希望能给出法律意见。

“反面典型通报,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抚州市中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上官笑东表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正从被动式出席变成自觉行为。

“政府没有摆架子、弄虚招”

林勇吉死亡后,所在单位钟岭中学为其补缴2016年度工伤保险费用,能否视为法律情形下的缴费行为?

“最可贵的,是法治精神得以彰显。”时间越久,介入越深,“泼冷水顾问”们感受越强烈。

抚州市副市长罗国良表示,近两年抚州市行政机关败诉率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行政机关能够理性对待以往的败诉结果,积极主动化解矛盾纠纷、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规范自身执法行为。

张巧良和其他法律顾问提出方案:购房者与牵扯其中的金融机构、施工单位相比,属于弱势群体,其合理合法的权益,尤其是涉及生存的基本权益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经过反复论证,“购房款返还请求优先于后两者”的意见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的认可,最终也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彩石山庄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山东近一千七百名政府法律顾问

“群众急,我又何尝不急?”黑林铺派出所户籍民警莫建萍,对张斌的事儿门清。“以前政府户籍政策收得紧,重在管理,我想办也办不了。为啥?没这权力。”

这3个担心,张巧良曾向山东省政府法制办直接发问。

一波三折,张斌的“心事”越来越重。

“党的十九大报告讲‘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民告官’能见官,有理就能告赢,应是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晴雨表’。”黄国平说。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新要求,对“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作出重要部署。

为依法行政“把脉”

临川区法院法官罗晔对一起案件记忆犹新。开庭时,被告金溪县浒湾镇仅由司法所所长出庭应诉,镇政府负责人无理由缺席。临川区法院随即发送司法建议,并抄送金溪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及抚州市政府法制办。第二天,浒湾镇镇长到临川区法院作出深刻检讨。

山东省法制办工作人员拿出一摞法律顾问履行职责情况反馈单。“质量评定”一栏中,有“优秀、良好、一般、差”4个选项。接受服务的单位在法律顾问完成委托事项后要反馈。

有句戏言:顾问顾问,顾而不问。

谁知,省政府常务会上,法律顾问“一言九鼎”。只要意见建议于法有据,省领导都支持;无论哪个部门,提出的方案有法律风险,就甭想过关。

张斌落户记

“扭转‘信访不信法’”

组建山东省政府第二届法律专家库时,部分政府法制机构工作人员被吸收进来,与外聘法律顾问形成了“内脑”和“外脑”的合作优势,确立了“政府法制机构+政府法律顾问+法律专家库”的工作模式。

挂断电话的莫建萍也没闲着,第一时间通过内网向五华区公安分局报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户籍办理权限下放到了所里,还开通了加急办理通道,提前跟区里沟通好,省得让张斌家再折腾一趟。”

如今,张巧良的担心已经消失。平日里,他有超过1/3的时间用在了做好法律顾问这件事上。“当初低估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心,领导干部法治意识越来越强了,政府没有摆架子、弄虚招!”

山东省政府法律顾问的聘期一般为2年,期满可以续聘。什么样的人可以续聘,要看考核情况怎么样。

云南昆明便民新政解了市民烦心事

“这赋予我们很大的‘权力’,能够让我们客观中立地去看待某一项重大决策,提出更中肯的意见。”张巧良张口便来,向记者列出几条“特权”:法律顾问可以应邀列席省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其他相关会议,参与有关事项的调查研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查阅与履行职责有关的政府信息和资料;法律顾问承办省政府工作事项,有权独立发表法律意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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